刘 芳/文股票实时行情
(一)我与冯玉祥的相识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会栢斯福(J.W.Bashford，美国人)把我从昌黎调北京，升任亚斯立堂主任牧师。当时在北京担任京卫军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的冯玉祥，有一天到亚斯立堂，听我讲道，很受感动。连着听了几次，经过和我谈话。他便信了基督教。他悉心研究基督教教义，常这样说:“耶稣是大革命家，他讲贫穷人得听音，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他还资备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又接着说:“救国必先正人心，除了耶稣谁能正人心呢?”冯玉祥这样说，证明他信教完全是为了救国拯民。这是我和冯玉祥认识的开始，他对我很敬重。后来我以教区长的身份，在亚斯立堂主持了一次盛大的洗礼，亲自为冯玉祥施洗，和他一起受洗的共九十四人，内中有外交部官员、银行经理等，另外还有二十多人记名(即准备人教)。
一九一四年，因留日的中国学生指名要求我到日本去做华侨教会工作，栢会督派我去日本，除搞教会工作外，还担任留日中国学生青年会的会长。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政府压迫袁世凯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国内外纷纷抗议，形势非常紧张，我害怕会引起中、日间的战端，携眷离日回国。同年，美国派新任华北年议会会督鹿义斯(W.S.Lewis)来华，途经日本时，留日学生向他要求仍派我去日本主持华侨教会工作，于是我又东渡日本。
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加紧策划称帝，成立“安会”国内外革命人士一致反袁，在日本也掀起反袁怒潮。十月十日在东京青年会礼掌纪念辛亥革命，由我作主席，黄兴、李烈钩戴天仇等革命党人均到会演说，强烈地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在日本开会反袁的消息披露在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天津《大公报》也转载了这条消息。在这以前，华北年议会已决定调我回北京，留日学生非让我开完辛亥纪念会再走不可。十月十二日我离日回国，到了北京，刘马可牧师提起天津《大公报》登载我在东京主持开会反袁的事，警告我说:“你要多加小心，袁世凯说过，谁反对他作皇帝，他就收拾谁。”为此，我很害怕，特意跑到天津找《大公报》主笔英时夫，向他谈论此事，他出主意让我写一封信给《大公报》，声明自己是青年会的会长，开会是“当然主席”，由该报发表，就可以替我择开关系。过了不久，袁世凯派大礼官蔡廷干找我说:“元首已谅解此事，你可以放心。”我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地。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一个礼拜，孙中山先生从广州给我寄来一封信，信皮上赫然写着“广东军政府孙寄”内容略云:“听说台端与冯玉祥将军熟，请劝其相机在华北起义，革命倒袁。”我与孙中山先生曾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号称“四王”的革命党人王宠惠(司法部总长》、王正廷(农商部总长)、王统(海军部次长)、王景春(中东铁路督办)，在外交部大楼召集各界开会欢迎他，我和诚静怡(北京中华基督教会牧师，一九二二年作了第一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代表基督教界应邀出席，会后还荣幸地和孙中山先生一起照了合影。孙先生的秘书徐谦是我和冯玉祥的熟人，我估计是他向孙透露了我和冯的关系，所以孙先生通过我和冯玉祥联络。我接信吓了一跳，幸亏是通过日本邮局寄来的，如从中国邮局投递，被袁世凯发现，我就危险了。我把信转给冯玉祥看了，他表示用不着孙先生关照，遇到机会，他会主动这样做的。这说明冯玉样深明大义。
网上杠杆配资(二)为冯玉祥所部官兵施洗
我从日本回北京后，由于教会中外人士对我的重视，特意从华北美以美会的京兆南、京兆北两个连环(即教区)单另为我划出一个北京连环，管辖城内各堂，派我作首任连环司(即教区长)并兼任十四处汇文小学的总监督。我就任后，替华北美以美会女布道会在方巾巷买了一处两进院子、十六间房屋的宅院，但因美国女传教士娜爱梅(EmmaKnox)认为不合用，我便自己出钱买下，作为住宅。由我父亲刘万(原是木匠)设计、监工，在院中新盖了一溜五间大客厅，当时我和军政要人时相往还，他们来我家，就在这里接待，冯玉祥宴客，有时也借用我家客厅。
先是一九一四年四月，陆建章(军政执法处长，冯玉祥的姑夫)奉袁世凯之命率冯玉祥及其所部北洋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到河南、陕西交界去打白朗(按:河南宝丰县人白朗领导的讨袁起义军，自称“公民讨贼军”，北洋军阀诬蔑为“土匪”，称之为“白狼”)。冯玉祥追白到甘肃泾川，旋又回师西安，这时冯部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一九一五年四川督军陈宦调冯部人川，五月开往成都。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凯龙袍衮服登基作了皇帝，改元洪宪，全国各地纷纷反对。陈宦原是袁世凯的亲信，被派坐镇西南，但他看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原来曾拥护过袁世凯)都起来倒袁，大势所趋，加上冯玉祥以兵威促其倒戈反袁，陈被追通电声讨袁世凯。
元股证券:ygzq.hk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当皇帝仅八十三天，被迫宜布撤消帝制，同年六月一病不起，郁郁死去。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权，互相倾轧，黎召安徽督军张勋(号称辫帅)进京作肋，导致了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的一场丑剧。那时冯玉祥已回到北京，奉段祺瑞之命率部讨伐张勋，张兵败下野。这时我的大女婿许骧云(字明山，后来我大女儿死了，又续弦娶了我的六女儿)在冯玉祥部下任机关枪营营长，驻扎在天坛，曾请我去参观军容。这期间冯玉祥常领着许骧云、商震(军政执法处秘书长)和李鸿钟(冯所部混成旅的一个团长)等人骑着高头大马到亚斯立堂聚会，教徒和附近群众均为之侧目。
一九一八年，冯玉祥调任湘西镇守使，驻防常德，曾电我去为他的军队讲道。我乘船到达常德时，冯玉祥派参谋长刘郁芬(字兰江)到江边码头迎接。到达镇守使署时，冯大开门亲迎。我讲道时，他部下的全体官兵都齐集听讲。讲道后，我和助手为一百多名官兵施洗，其中有当时的常德县知事薛弼，是由我亲手给他施洗的。一九二一年，冯玉祥率部入陕讨陈树藩，六月克西安，八月十六混成旅改编为中央陆军十一师，冯任师长，八月底冯继阎相文调升陕西督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于本格林(R.RGailey，美国人)约我一起去西安看望冯玉祥，我因事未去。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起，冯率部出关援直，在河南赶走了赵调，代之作了河南督军，驻扎信阳州。我曾去看望他，并为他的军队讲道。
(三)冯玉祥发起成立政界基督徒祈祷会
自从我任北京教区长以后，军政界要人就不断到我新置的方巾巷家中来。冯玉祥爱国心切，在京时想尽办法联络各界共商救国大计。冯常说:“军政各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一九二二年，冯自河南被调来北京，遂即发起成立政界基督徒祈祷会，宗旨为了团结教国。经多方奔走联系，政界的基督徒无不表示赞同，愿意参加，乃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正式成立，因为参加的人都和我熟识，所以借用我家客厅开成立会，会后合影留念。参加政界基督徒祈祷会的人有冯玉祥，王宠惠(国务总理)、颜惠庆(外交总长)、王正廷(农商总长)、张英华(财政总长)、李禾(海军次长)、徐谦(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余日章(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率)等人和他们的家眷。每星期日下午二时举行一次聚会,先祈祷、谈经、讲道，由大家轮流主领，然后做团体游戏和猜谜、寻物等文娱活动，由我主领，会上还谈论国内外时事。原定聚会轮流在各家举行，但颜惠庆提出，与会者都是政界人士，如轮流在各家开会恐与外交、内政有碍，既是祈祷会，总以在牧师家开会为宜，因此就取消了轮流在各家举行的决定，而一直在我家里开会。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去美国开会,转年冯玉祥又离开北京，这个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才结束，历时一年多。
(四)向黎元洪斡旋，替冯玉祥筹饷
一九二二年黎元洪继徐世昌之后再次任大总统，在吴佩孚的挑唆下，把冯玉祥从河南督军任上调来北京，给以陆军检阅使的头衔，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削其兵权。黎元洪派王怀庆到西车站接冯，我也前往迎接，亲眼看到冯乘坐的不是头、二等车厢，而是运马的棚子车。冯到北京后，军队的粮无法措，处境很窘，我因和他关系较深，见义勇为，设法帮他度过难关。一次，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公馆宴客，应邀赴宴的有军政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王正廷、顾维钧、蔡廷干等人，我也在内，便乘机向黎元洪进言，从中斡旋，替冯玉祥说话，要求把崇文门税务局监督的缺放给冯玉祥，叫他委派部下担任，收得税款，一半作冯的军馆，一半仍归总统府。黎言面有难色，不肯轻易许诺。一九二三年政界基督徒祈祷会成立后，一次在我家开会，冯玉祥谈起饷银无措，大发牢骚，愤愤不平地说:“如果大总统不同意让出崇文门税务局的缺，大家(多半是各部总长)可以给他摆台。”后来我见到黎元洪，暗示给他，最好让出此缺，黎担心出事，便托我转告冯玉祥，此缺可让出由冯委派人担任，但必须担保他的薪体和总统府的开销每月约八万元之数，一定要由税款内拨付，余款则凭冯玉祥支配，他不再过问。经我居间调停，这事才算圆满解决，冯派薛笃弼担任崇文门税务局监督。后来冯又向黎元洪索取了京绥铁路局长一缺，派部下将领孙连仲担任，以部分收入拨作冯的军饷。两处收入加在一起，除去拨给总统府的八万元以外，每月还净剩二十万元，这样才解除了冯玉祥的困境。
(五)冯玉祥登台讲道，人称“基督将军”
一九二三年冯玉祥的前妻刘氏夫人病故,我为之“祝丧”并陪同冯玉祥和他部下将领鹿钟麟、李鸣钟等一起护送灵柩到保定(冯的原籍)。一九二四年二月冯续娶李德全(当时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是我用教会的礼仪给他们证的婚。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我到通州给张之江(冯玉祥部下旅长)所部一千名官兵施洗。同年三月十一日又在南苑为冯玉祥部下五千名官兵施洗，我把北京美以美会的牧师十余人都请去帮助进行这两次规模空前的洗礼。
一九二四年三月下旬，我请冯玉祥在亚斯立堂登台讲道，听众蜂拥而至，轰动一时，时人目冯为“基督将军”
同年四月，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推荐冯玉祥和我分别作为教徒和牧师代表，参加即将在美国召开的总议会，冯因军务在身，不克前往，便委托我做他的代表，这样我便成为具有牧师和教徒双重身份的代表。四月中旬我先到福州参加中央议会，然后转道上海，乘轮赴美。五月一日，总议会在距纽约约四百里的春田的市政府大礼堂开幕。我被推选为中国的首席代表，在“始会崇拜”时，我穿着中国衣服用中国话念《诗》。会议最后讨论下次年议会的地点，我发表讲话、以北京有许多古迹和名胜为由，建议在北京召开。
(六)我作了冯玉祥的名誉顾问
我在美国开会时，获得康乃尔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四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声誉更著。我和冯玉祥的关系日益密切，作了他的不受薪的名誉顾问，本无巨细，只要我提出建议，冯言听计从，一律照办。当时教会中人戏称我为“小冯玉祥”。
一九二四年，张作霖蓄意进窥华北，局势吃紧，冯玉祥派我代表他去东北面见张作霖议和，冯笑着对我说:“你是牧师，正适合和平使者的身份。”又说:“张作霖和曹锟总统是儿女亲家，双方何必动武呢?”于是我便作为议和使者乘车出关，迳赴沈阳。先是在一九二〇年，我曾去过一次东北，那时华北五省大旱，张作霖在东北发起贩济，下令东北各地大小机关每人扣月薪的百分之二作为赈济基金，并委任他的顾问吴松山全权办理此事，吴系我的故交，他在张的面前推荐我作为华北的代表，会同办理放贩，故我应张作霖之召去沈阳商谈，经张面允拨款五十万元教济华北灾区。这回议和是我第二次来到东北。我到沈阳后，下榻大和旅馆，张学良少帅亲自驱车到旅馆来见我，对我说:“不必面见大帅了，仗总是要打的。”还没容我开言就一口拒绝了和议。他建议陪同我游览清朝皇陵，我因前次来沈时已经去过，便要求去北大营，参观泰军的军容。张学良没有拒绝，陪我一起乘车到北大营，并特意向我介绍了旅长郭松龄和炮团团长邹作华。张还让我看了奉军从廊坊夺来的小钢炮，并参观了军队的内务。张学良以挑衅的口吻问我:“奉军较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如何?”我心中明知冯部的武器远不如奉军，但为要替冯玉祥鼓吹，便虚张声势地回:“两下差不多。”张学良在北大营特备西餐招待我，由郭、邹等将领作陪。我因此行议和的目的已不可能达到，不便在东北久留，便辞归北京，向冯玉祥复命。
(七)帮助冯玉祥办平民教育
一九二五年初，张作霖离开北京回到东北，留其所部师长李景林作直隶省督办，常驻天津，并把冯玉祥调任西北边防督办，管辖察哈尔、绥远两省，驻扎张家口。冯部师长张之江和李鸣钟则分任察哈尔和绥远都统，分别驻扎张家口和归绥(今呼和浩特)。
后来，冯玉祥写信给我和王治平牧师(字化清，后成为卫理公会第一任中国会督)，约我去西北办实业和教育，约王去办外交。我们见信后，一起去到张家口，冯特派张之江代表他，去车站迎接我们，并在都统府共进午餐。晚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在边防督办署设盛安招待我们。冯先生和夫人同我们一直长谈到深夜，表示股切希望我们协助冯共同致力于开发西北的事业。但因西北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又听说北伐军兴，战本一起，原来段祺瑞答应拨给的款项没有了者落，王治平便打了退堂鼓，经过和冯玉祥商量，决定王离开西北，由我一人留下。教会中人都知道我和冯玉祥的深厚关系，所以华北年议会至终还是同意派我去西北协助冯玉祥工作。
当时冯玉祥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饿、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的部队有一些苏联军富代表。在张家口街道两旁的境壁上写满了“打倒英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与此同时冯玉祥仍然热心信仰基督教，每连都有一个随军牧师。他还计划在张家口兴建一处“福音村”，已经请建筑师绘制了蓝图，村的中间是教堂，周围是住宅，还有学校和戏院等建筑物。冯打算把“福音村”建立在张北，房屋都是窑洞的式样。当时有不少山东、直隶两省的教徒变卖了家产，全家到西北投奔冯玉祥，但因战争关系，经费无着落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因为没有经费，办实业的设想也打消了，我只能因陋就简地办起平民教育。我把张家口分成上堡、下堡两个区，每区各设百户长若千人，百户长分管十个十户长;每百户设学校所，以菲薄的待遇请了许多热心教育的人作教员。北京汇文中学的教员贾芹斋因佩服冯玉祥，跟我一起来到西北，他的文笔流畅，一切办校计划均由我口述，由他执笔。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和警察厅长王冠军都很尊重我，我的一切主张，他们无不照办;较大的事还有冯玉祥和他的参谋长蒋鸿遇给以支持，所以我办事比较版手。但在办平民教育时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例如青年愿意读书而家长不同意，从中阻挠;我只好竭力向家长讲明读书的好处，甚至有一次王冠军亲自出马，命令警察把一个执意不让儿子入学的老娘关押起来，才使一些青年得到家长的同意而入学。总之，我是采取动员与强迫相结合的办法来推行平民教育的，遇到学生捣乱不听话，我就请王冠军派警察协助管理。
正当我在张家口办平民教育时，发生了冯玉祥联合部松龄对张作霖倒戈的战事。郭是张作霖部下一个最有实力的旅长，他派人到张家口向冯玉祥通款，表示愿联冯倒张。冯答应与之合作，并与驻守天津的奉军师长、直隶督办李景林联络，李派代表到张家口，向冯表示同意倒戈，但他自己不拟出兵，守中立，也不阻拦郭、冯的军事行动。冯、李达成协议，李景林到热河省当督办，由冯玉祥派张之江接管直隶省和天津。张之江命刘骥率部柔铁甲车先行，他自己和李鸣钟等缓缓东行。我女婿许骧云团长率所部的一个营随刘骥之后出发，他满以为条件已经谈妥，此行是接管天津的，所以没有敌情观念，而且毫无作战准备。社会上也未估计到会打仗，铁路上客车照常运行。可是却出乎意外地由于误会而引起了战火。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胡景翼和孙岳所部国民二军和三军，在华北没有地盘，暂驻保定一带，他们曾与冯玉祥有过谅解，想要得到直隶省。这次李景林与冯玉祥协议，让出直隶省，移驻热河，所以命令所部从直隶省各地(包括保定)缓缓撒兵。孙、胡不知内情，以为李景林不是直军对手而退回奉天，所以一路尾随，正巧许骧云此时正率部向天津进发，这便引起了李景林的 疑心和误会，以为冯玉祥联合孙、胡，要南北夹击而歼灭他，便先下手为强，不宜而战。在京汉线上随战随退，保存实力，在京奉线上则集中兵力于天津，并拆毁天津附近的铁路，阻挡冯玉祥所部进军。许骧云的军车不能前进，有一辆从北京开往天津的客车一直在军车前面行驶，这时也停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两难。许骧云便下令埋锅烧水，并拿出军队携带的头让客车上的旅客们吃喝，还与铁路局交涉，把军车让过道叉，使客车掉头开回北京。旅客知道是冯玉祥的部队做的好事，特别感佩，翌日还登报致谢。同一天，从天津开出两辆军用卡车，车上坐的都是日本兵(按:奉军内有日本顾问)，他们窥探许久，又折回天津，许骧云料到这是李景林派出探听虚实的。次日拂晓，李景林部突然袭击，开炮猛轰。许只带了一营人，赶忙修筑工事，仓促应战。军车上还有苏联顾问，必须派出部分兵力确保其安全。许率部战三昼夜，坚守阵地，但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只得向冯玉祥告急求援。这时冯玉祥已到了北京，张之江屯兵丰台，可能接受了冯的指示，极力寻求消除误会，进行和谈的途径，所以只是抽调一些零散的队伍，从左、右两翼增援。许自己独挡正面，两翼援军又不听指挥，四门大炮打得只剩下一门，许的耳朵也震了，情况万分紧急，几濒绝境。后来冯玉祥派李鸣钟、鹿钟麟率大军增援，才击溃李景林部，解救了许骧云,进驻天津。在战事紧急期间，我的妻子李亦民顾念冯玉祥部下将士，特意从张家口到北京，在南苑军医院作救护伤员的工作。
这时因冯玉祥、李景林双方开火，郭松龄倒戈得不接应，兵败遭擒，被张作霖枪决。
(八)冯玉祥出国考察之后
一九二六年初北洋军阀直、奉、鲁、皖四系合流,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等人连成一气，共同对付冯玉祥，冯愤而通电下野，出国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四月，直鲁联军进逼北京，西北军退守南口。八月，又向绥远撤退。我随张之江向包头撤退时，路过平地泉，下车时，市面还照常买卖，上车时店铺都关门上板，饭馆连锅灶都扒了，原因是西北军数了，西北票不值钱了。到包头后，情况更为严重，买不到吃的东西，买不到男人穿的鞋，鞋铺只卖妇女和小孩的鞋，军队给养大成问题。我和张之江每天只能吃到小米饭就老威菜。我和张之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向他进言说:“这样下去终非长久之计，不但军队将士活不下去，恐怕连督办也得饿死。”我建议张之江召集县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和商会会长等在一起开会研究，会上我向商会会长说:“如果是别的军头，一定会强迫商会摊派款项，冯将军的西北军却一向是爱民、不扰民的”。我当场拿出五十万元西北票，请他加盖商会会章，以便在当地流通使用。商会会长认为票面太光滑，盖章后容易擦掉或褪色，便由商会现印了五十万元钞票，由县长、警备司令联名出告示，准许在当地使用。当地百姓信任商会，愿意使用，这便给张之江的军队解决了难题。以后冯玉祥在陕西一带也曾照此办理，推行过这种办法，颇见成效。冯玉祥的参谋长蒋鸿遇任绥远都统，驻扎归绥。他认为大势已去，弃官而逃。冯玉祥命宋哲元代为绥远都统。鹿钟麟和张之江从包头赴归绥，我也跟去了。这时局势动荡，兵荒马乱，冯玉祥部下有些将领因无法筹饱，率部投奔阁锡山。阎的部下商震收编了宋哲元、韩复架、石友三的部队，并继宋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旧部大半星散。我在归绥既不能办教会，又无办教育的经费，便在教徒王庆瀛的弟弟家中闲住了一个礼拜。这期间商震派人请我作他的顾问，我一去到都统府，商震就立即接见我，谈起他当年在北京亚斯立堂和冯玉祥、李鸣钟一起听我讲道的往事。他为要取得我的谅解，一再向我表示，收容韩复桀、宋哲元、石友三的部队，是为了替冯玉样保存实力。最后当面敦聘我作他的顾问，我因和冯玉祥的关系，不愿再和商震共事，便婉言辞谢了。
随后，我从西北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已经成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天下，冯玉祥既被称为“赤贼”，我又是冯派的人，所以在北京不敢公开露面，避居在钓饵胡同岳丈家。这时北方共产党领袖李大创正住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因我在日本东京时和他时相往还，他听说我从西北回来，便打发和他住在一起的宋发祥(教徒，是冯玉祥和李德全结婚的介绍人)来投我，让我也到苏联使馆暂避风声，我没有去。张作霖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疯狂地反苏反共，竟然不顾国际公法，从苏联使馆把李大钊捕走。宋发祥幸而逃出虎口,后来见到我谈起李大钊被捕的情景，还心有余悸。我想，幸亏我没有去苏联使馆，不然也有同时被捕的危险。我害怕出事，在北京呆不下去了，
便乘夜逃往天津，躲在维斯理堂。冯玉祥军事上失败，政治上失意，他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渐渐冷淡了。我离开北京，担任了天津汇文中学和中西女中的校长以后，和冯见面的机会很少，他和我的关系也就 慢慢疏远了。
(一九六五年旧稿，谢纪恩整理)
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07》股票实时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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